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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湖南株洲是枢纽城市。80年代，城市又老又新鲜，双职工带孩子住苏联人盖的单元楼和筒子楼，冰箱彩电很新，老人和家里没结婚的小青年在老瓦平房，木制板凳包浆。记得有个特别的钟，由切割下来的一小节铁轨制成，挂在小路口交汇的樟树上，有事要居民聚集时，会从居委会出来一个红袖章老太用一小铁锤敲铁轨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又或傍晚时敲响，伴随着小心火灾的吆喝声，在平房区的屋顶上空扩散开很远。那是我最早接触的音色，这声音代表着聚集和警示，有种特别的力量感和仪式感让我着迷。
我家里是铁路上的，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车站职员，双职工的孩子逃不掉幼儿园全托。铁路大幼儿园很豪华，院子里凉亭长廊假山水池草地秋千滑梯攀爬架俱全，房间都很大，水磨石地板光滑冰凉，游戏室有一整套大提琴、小提琴、笛子手鼓等等给孩子玩的儿童乐器，所有孩子都全心向往着午睡后的游戏时光，老师拿出乐器一样样分给大家，小伙伴吹拉弹唱乱成一片。有次我分到三角铁，一开始挺郁闷，觉得这么小一东西实在太不起范儿，后来发现它虽然单调，但声音是最尖锐的。所有东西唧唧歪歪的时候，三角铁一敲，一是一，二是二，很清晰，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这里。这跟后来我做音乐的感受一样，不在于你这东西多贵，关键要言之有物，让大家注意到你在说什么，这是音乐的本质。
后来上小学，我在姨家寄读。家里有一个表哥，有齐秦、Beyond、崔健的磁带，家里也有半导体录音机，能听到邓丽君、张帝、龙飘飘、凤飞飞的歌。但最早给我带来感觉的音乐，是六点钟播放的动画片片尾片头曲。片头曲响起来我就很欢乐，马上就要度过愉快的半个小时，续上昨天那一集，熟悉的小人都会出现。一到片尾曲，我就很伤感，特别害怕它结束。它意味着马上就要去做作业了。夜晚是没有娱乐的，动画片之后就是一片虚无。所以每次放到片尾曲，我就觉得世界毁灭了。
有时候，我傍晚走在回家路上，没有路灯，也没有广告招牌，路是多年不变的土路。夕阳已经下去了，天空发黄。当我走到那儿，听到别人家的小孩正在看动画片，音乐传出来。傍晚暮色的场景和听到那些音乐的忧伤，一直留在我记忆里。
我最早演奏的乐器当然是声带了。我那时候可以把所有动画片的歌都唱出来，而且音准很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选到了合唱队当领唱。在合唱队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就是不上课，去排练。除了唱歌，我体育也挺不错，只要能让我逃开课堂的事，我都喜欢。我也很爱读书，但很讨厌课堂的学习方式，太死板了。那会儿在我姨家，《红楼梦》、《水浒》、简单的《史记》都看过了。
我一直寄读到初二才回家，那时我父母离婚了，父亲的工资每个月劈一半给我，平时没人管我。
我第一天去上学，早自习，隔壁班有个人是学校里的小混混，跑到我们班上来，要给新来的一个下马威。他走过来，“啪”，给我一耳光。我一下认出他，这个人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另外一个铁路幼儿园转到我们班的。当时他是个怯生生脏兮兮的小孩，皮肤黝黑，流着鼻涕，在角落里不吱声。我那时还过去跟他说，没事儿，咱们一块儿玩。他也记得我，但当时他在那个角色里，要做二流子本分工作，就给了我这么一耳光。
那一巴掌巨响，但不痛。我当时就有点懵了，这给我气得！不行，我不能让自己在这学校这么被欺负，于是我也开始混，跟那些混子称兄道弟。入场券是很好拿的，可进去了以后需要什么？需要一场战役，让你一战扬名立万。放在我们音乐行业里说，就是金曲。但绝对不能去那种特别凶险的战役，要去危险性没那么高，但有威慑力，能最大传播的战役。战役要等待。
有一回运动会，一帮铁路子弟聚一哥们儿家吃午饭，偷了他爸挺多白酒喝，大家醉着就去了学校，我跑米时，别的选手都跑完半天，我还在跑道上跌跌撞撞，裁判老师直冲我喊“别跑了，换下一组”，非常丢人。年轻的体育老师气坏了，跑上来照我脸就是一下，仗着酒劲儿我也跳起来，给他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喝多当众失态。这事儿闹挺大，知名度马上上去了。隔壁班的两个班花还跑过来照顾我。
初三有一回打完架，学校要处分我们几个，我们决定跑。计划都定好了，先到城市外围呆一段时间，然后去长沙，湖南人都有这个基因。说是逃课，其实只是不去学校上课。都是铁路上的孩子，晚上回家，老爷子也不在，他走的时候，“啪”一百块钱压这儿了，你自己该干嘛干嘛。家里没人，打开冰箱，把老爷子留的吃的一热，吃完，又出门了。
城市很小，花一毛钱坐二路车从就从这头到了那头。我们逃出去，医院和铁路单位的单身宿舍里。还带了几个姑娘。那个年纪，喜欢打扮，有点风情的小女孩，就喜欢跟坏孩子玩。她们每天晚上得回家，每次来就给我们带“粮草”。医院偷被子，去山上玩。秋天微风吹着，能闻到天边烧草的味道。有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感觉，那时不知道那叫自由。
后来我爸说让我报个班学开火车，以后可以顶他的职。我就去学了，天天住在铁路上的朋友家里。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出去打游戏、跳舞，我也跟着去混。晚上交一块钱去录像厅看电影，到了深夜，录像厅的人就过来收钱，说，大家再交两块钱啊，然后他就开始放三级片。我那时才十五六岁，心不在这儿，也不愿意花钱，就自己去走铁路，一边走，一边听音乐。那时我已经会弹吉他了，听Beatles、唐朝、崔健，还有Nirvana。都是盗版磁带，那时Nirvana的磁带上写着：“迪厅专用”。我身边有一些弹琴、画画、写歌的朋友。我那时就开始写歌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到今后的人生，在铁路上当工人，年纪大了结婚抱孩子，天天打麻将，抽空去洗头房找个小姐。这种生活我过不了，我过不了自身梦想煎熬这关，我得有更高的追求，远方的城市不是城市，远方的流氓都放金光，我知道想往前走，就得立即走。
当时我对美术感兴趣，就找了个山里的高中学画画，住在亲戚家。每天上学要骑自行车走两个小时山路，一路颠簸。在山里学了不到一年，我就厌烦了。我和朋友约好了一起上北京，我想往前走，要进步，得跟真正的艺术家在一起。
木马乐队在河酒吧的专场。
木马乐队《果冻帝国》宣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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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火车站找了个临时的工作，三百一个月，干了三个月，挣了些钱，加上我爸给的七百块，背着借来的红棉电吉他和七八盒常听的磁带，和另外两个哥们儿一起乘特快硬座去北京迷笛学校。我想认识一下全国各地的音乐人。
走出北京站的那个夜晚，春节刚过，我第一次坐上黄色面的，来到空旷的北三环路，我站在人民大学和双安商场中间的过街天桥上，一切新鲜极了，17岁的我觉得世界已经对我开了一条缝。
那时候迷笛建立不久，课程还没有现在那么系统化，只有类似培训中心的三个月的短期班，那是我第一次集中见到那么大批量的大长头发，特拽！一个眼神可以杀死敌人，一个甩头叫你全军覆没。他们有些是歌舞厅乐队的乐手来提升技术的，也有地方吉他教室的老师来贴金的，更多的是受当时中国摇滚浪潮的影响来寻梦的人。很多人天天抱着琴低着头跟宿舍里“噔噔噔噔”爬格子，听得我头都晕了。当时我就是一小屁孩，留个短发跟个发育不良的大白菜似的，喜欢聊存在主义和当代艺术，成天躺着发白日梦，没事弹唱自己写的破歌，挺不受其他人待见的，我心里也不以为然。
当时也不知道谁传播出来的：搞音乐要苦。他们就背一箱方便面过来，天天方便面、馒头蘸酱，咽不下去来口茶，过苦日子。但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不对的，过得苦，这跟审美没关系啊。我是富人，带了一两千块钱去的，我天天得吃鸡腿，去外面唱片店买唱片，听歌，下馆子。这种小资情调跟其他人格格不入，所以也没交到太多真正兴趣相投的朋友，但那段时间我认识了曹操和吴维。
在迷笛呆了两个月，我把钱花完，就回去了。一部分原因是受不了北京的吃的，那时三环尚属于郊区，也没什么像样的饭馆，普通饭馆里只有鱼香肉丝、木樨肉这些玩意儿，对于一个湖南孩子，北京当时绝对是一个食物的地狱。我买好票，在火车上就用十块钱一分钟的大哥大给家里打电话，说我要吃这个菜、那个菜。
回去之后我和几个哥们儿搞了个乐队，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自己玩。但看过外面的世界，心已经飞了，我还是想出去，做音乐，做艺术。我又回了北京。
木马乐队《果冻帝国》宣传照。
左起吴维、小裴、木马、曹操，在迷笛玩乐队的时候。
《果冻帝国》巡演武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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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的圆明园村之类的地方，有一帮搞艺术的聚集，是些搞音乐、诗歌绘画和电影的人。
当时我们已经感受到一些变化，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国家奔商业社会去了。马路开始修建，我们可以读到《午夜文丛》、美术出版社的一些艺术杂志和很多引进的国外小说，能看到以前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外国电影。一些外国品牌也进来了，你就觉得人家的商标、视觉设计怎么那么好看。西方摇滚乐五六十年的东西，通过打口带、一些香港杂志之类的渠道，一下子涌过来。
北京是一个集中开放的地方，大家都要到北京来，可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哪怕只是资讯的碎片。你突然就觉得，世界真是太暴躁了，跟火山喷发似的。我们有很多幻想，也有很多怀疑。我们想获得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得前卫，得比别人离世界更近。
我和吴维、曹操组了一个乐队。曹操弹吉他，吴维弹贝斯，我是主唱。组乐队，很多时候就是图一个眼缘，你闻着气味就能知道谁是有能力，在艺术表达上有野心的人。
曹操是一个标准的吉他兽，在茫茫的流行金属吉他群兽中别具一格，每天疯弹jimihendrix和blues，仅这一点就很酷了。吴维一看就是老好人，他是能让你感受到市井间的真实，自己却又单纯得没有任何算计的那种人。虽然他那时候听Beyond一直被我打趣儿。我觉得未来世界里朋克非常重要，表达就该简单到极致，艺术上就要杜绝一切无效的赘肉，为此我要玩朋克！我清楚地记得，吴维那时候对我说“朋克是魔鬼的音乐……”。小裴在迷笛学校工作，我们经常利用他工作之便，蹭迷笛的教室排练。
我们并没玩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但是练习了合奏，也练习了酒量，那时候大家经常傍晚去脏摊儿喝到凌晨三四点。那时候常开玩笑放狂言，27岁！必须在变老之前死去，离开这个我至今都不太熟悉的世界。后来在一次旅途中，棉棉跟我说：“亲爱的，咱们都过了27岁啦，你就好好地活着吧啊”。
我们喝了一夏天酒，就分头滚蛋了。吴维去了四川，再见到他，他变成一朋克了。现在他是知名朋克乐队生命之饼主唱。
我到了长沙，跟原来乐队的朋友一起希望做点儿东西出来，但大家水平都不怎么样，每天混日子，来回窜，泡妞，喝酒，聊艺术。有个酒吧叫黄色潜水艇，我每天去那儿报道，搂一眼，看有没有姑娘。有一天在酒吧，我突然觉得玩够了，呆不了了，拿着琴就走了。
我又回到北京，然后全国各地跑，找朋友，到处玩儿，接触了好多人。
在北京，我住在各种艺术青年的集散地。先是在工艺美院呆了两年，后来自己独自住回圆明园村，每天阅读睡觉弹琴喝酒，在小纸片上写一些莫名其妙的的东西。我混各种能混进去的乌合之众，觉得特有意思，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不愿意上班异想天开的家伙，有辍学流浪的年轻人，也有街道小混子、下岗实诚老爷们儿和同性取向的画家，记得偶尔看见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少年在村边的小树林里弹吉他，后来知道这人叫朴树。
年，我认识了胡湖。他从高中退学，来了迷笛。小胡喜欢诗歌，喜欢海子，他写诗，也做音乐。他给自己起名“湖”，我觉得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鼓手简直给乐队加了无数分。那时候我跟个王八蛋似的寄住在曹操的房间里。当时我们几个岁数差不多，大多数人觉得金属才是摇滚，但我们不是非特定风格不可的。从传统根源直到特艺术特前卫的，老布鲁斯、流行、朋克、后朋克、噪音、艺术摇滚、古典，我们都来者不拒，听得不亦乐乎。
后来我跟曹操说，走吧，别干了，我们去长沙搞乐队，长沙生活很简单，湘女也多情。我很认真地跟他说：“即使做不出来什么像样的音乐，但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这样一次共同的旅程，即使我们老了，也依然会觉得，有这样一段时光和青春供我们回忆，这就是摇滚最美妙的部分。”他就被我蛊惑了。我又去找小胡。在上地迷笛学校的楼梯，我说，走吧小胡，跟我们玩乐队去。小胡回答，我早就想跟你玩乐队了。
木马在13Club演出。
木马乐队在陶然亭山鹰工作室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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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一起去了长沙。
我们住在一起。至今我依然认为，玩乐队在最初创作时期必须要住一起，分开住没戏，一出排练室思维散出去，出东西就零散缓慢，必须在一块儿磕出独有之风格，最好跟姑娘睡觉都在一块儿。
小胡的鼓很灵，他不是一个节奏机器，他是音乐家，是有审美的。但他节奏不稳。晚上睡觉，曹操就把节拍器放在他耳朵边上，听着睡。我们从早到晚就是排练，特别愉快。喝酒只能喝得起最便宜的，没钱啊，便宜酒才能买得多，不然喝不醉。
租的房子在长沙乡下的山上。那是一栋没人住的房子，我们租了上层的三间房，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底下都没人住，就跟租了一栋楼似的。山的另一面就是湘江，我们常常翻过山头，走过山坡去看湘江，很美。
我们先是扒歌，扒了TheDoors，RadioHead，RedHotChiliPeppers等等，这给我们带来技术上的提升。然后我写了很多歌，原先的歌都没有用，那时已经是后朋克时代，我非常爱那个类型的音乐，想要创造出那种喷发状的情绪。我们花了四五个月排了一批作品，觉得还是得来北京，长沙没有演出机会。长沙的贝斯手不愿意来北京，曹操就改了贝斯。我们三人的阵容在迷笛的地下室排不到一年，出了第一张唱片《木马》。
写那张唱片是在过年时。我回到家里，大年三十晚上，我跟我爸吃完饭，他还在麻将桌上打麻将。二手烟缭绕，骂娘声不断，我心中突然一阵腻烦，觉得不能呆着，得去工作，于是立即收拾好几样东西直奔车站，上了一趟大年三十晚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记得补票的时候车上一个人没有。下火车打车直奔上地迷笛学校。我到了迷笛学校阶梯教室后面废弃的小房间里，那房子也没锁，我在那儿呆着，跟坐牢一样，呆了一个月，把第一张唱片的歌词全部写完了，写完觉得细胞全部更新过，我一身彩虹，解放出来。
0年初，摩登天空发行了这张专辑。木马在那个时候冒出来是很特别的，歌词旋律编排上都很独特，唱片的设计感也很强，显得很艺术。我非常注意视觉和服饰，加上我们几个都很爱穿从旧货市场精挑出来的名牌古着，看上去很是意气风发。
但我们不像其他同时期地下乐队那样得到乐评人的喜爱，因为我们哥儿几个外表狂妄，不太会跟别人处片儿汤交情。反正我自己能写能编，很多推广文案、通稿，视觉呈现都是我一手策划的，那句“医生、诗人和火车司机的儿子”其实是早在我日记里就写了，后来说将出去给撰稿人。
第一张专辑出来，木马的名声有了，但演出还是太少了，挣不到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沮丧，乐队都要解散了。我们各自呆着，虚度时光。
后来我实在没钱了，就打电话给摩登老板沈黎辉，说你给我出一张唱片，给我们两万块钱。那时摩登天空也没钱，连给我们租录音棚的钱都出不起。我们就在摩登公司的地下室，找来录音师郭劲刚，把鼓架在没有做吸音隔音的办公室里，用组装PC电脑和最早期的声卡，同期录完了第二张EP。之后我窝在南三环垂杨柳小区，胡湖当时女友家闲置的单位小房间里，用一周写完这些歌词。那时候新加入的键盘手冯雷已经跟乐队一起排练了很长时间，他的加入给乐队带来了更多音乐性，丰富了音色的同时，也让乐队有了更多层次的和声。从开始录到录完用了十来天，非常快就把第二张《YellowStar》给捣鼓出来了，这种进度真是让我惊讶，现在看来为了一点儿钱去搞创作也不是什么需要愧疚的事，艺术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道德和必须这么一回事儿。
真正的创作必须快。这个过程需要你极度专注，废寝忘食，你不能回过头还跟家里人说句话，没这样的机会。你专心致志地通过这些年的积累，把这东西一下子弄出来。一趟旅行下来，哇，你感到筋疲力尽，感到震撼。就像牌桌上的赌徒，要特别专注地一蹴而就，飞快地做决定。
做第二张唱片的同时，我就决定要去巡演。那时国内摇滚乐队都没有巡演这个概念，但我已从一些国外音乐人那里知道外国乐队怎么弄的，我非常坚定地认为，音乐必须活在现场，乐队必须巡演，带着音箱都得去，乐队得有个新的开端。
在《YellowStar》甚至还没做唱片封面的时候，我们就上路巡演了，巡演路上唱片才发行。我对封面的想法是拍摄我的手背，但因为已经出发，庞宽只好找来了一个朋友乐队的女主唱，在她手指写上muma几个字母，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做成了唱片封面。
前些年我常常全国各地跑，加上我家又是铁路上的，我对路上的情况很熟。我买了一个诺基亚手机，给全国所有能想到的场地，一个一个打电话联系演出，跟推销员似的，总共联系了35场。吵架，不给钱，要钱，走的时候打电话骂“傻逼”……什么情况都遇到过。我有个账本，乐队全程所有的票、住宿，我自己订。到了当地，我带大家吃饭，调音，演出。演完我们还要跟当地朋友喝酒。以前，地方上的朋友好不容易见有个摇滚乐队来，一定要招待一顿大酒的。
35个城市连着喝，在成都，曹操胃出血了。医院，吊完针直接上舞台。
我们继续苦逼地巡演，突然有点儿好消息传来，木马乐队得了一个最佳乐队奖，pk14乐队吉他手许波和他女朋友后来特别激动地告诉我，说看电视宣布这个的时候他们都快热泪盈眶了，这也意味着那个时候大家是多么需要摇滚乐被认可，走上大众视野的舞台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摇滚乐票价也是一个颇有点儿意思的发展史，我们是第一个卖40块钱一张票的地下摇滚乐队，这种演出过去基本免费。在成都，小酒馆的老板唐姐笑着对我说，你们怎么卖这么贵啊，成都平时都卖5块钱，要不孩子们看不起的。但不卖这个钱我们就无法完成巡演。结果场子爆满，我们的票房记录甚至一度连续保持了好几年，每到一个地方，现场都能来个三五百人，上海Ark是当时最专业的场地，我们在水晶蝶乐队的参与号召下，史无前例卖了多张票。
35场演下来，到了最后一站北京，我们乐队的演出水准今非昔比，也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巡演结束以后，我把去过的所有地方，酒吧名字、经理是谁什么德行、电话号码多少、路线怎么走最合适，列了个表，给过很多乐队的朋友。但没有成熟的企宣和公司的平台依靠，很多传统宣传媒体根本就不敢碰摇滚乐。更残酷的是，当时的很多乐队是没有巡演这个想法和实力的，因为这个行业里根本就没有经纪人，乐队没有亏钱的能力和处理这些琐碎杂事的方法。我相信，当时我们乐队其实让大家看到，摇滚乐队的巡演是可操作并且值得的。
第一次巡演积攒了很多歌迷，等到再巡演的时候，歌迷的数量翻倍，一路开销相抵，巡演挣不到什么钱，但采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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