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音乐先声(ID:nakedmusic),作者
Nicole,编辑
范志辉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了幸福。
对于许多摇滚乐迷来说,崔健的《一块红布》无疑是有着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在刚刚开始主张思想解放的年,这首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成为崔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
三十多年后,这首歌的再次出圈,却显得有些意外。
偶像男团改编《一块红布》,为什么被骂上热搜?
10月19日,#如何评价一块红布改编版#冲上热搜,崔健再次勾起一代乐迷们的回忆,也因为不恰当的改编引来诸多争议。
在某综艺舞台上,时代少年团的两位成员宋亚轩和刘耀文共同表演了这首歌。不过不同于摇滚式的表演,《一块红布》被改编成了一支韩流风的偶像唱跳秀。
在两人的改编舞台中,歌曲被改成电子舞曲风格,舞蹈也是满满的韩流爱豆风。最引发争议的是二人的舞蹈动作设计,在昏暗的红色灯光下,两个少年相视对望,一边唱着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一边扯下彼此眼上蒙着的红布。
且不说两个15岁的小男生能不能唱出歌中的时代况味,舞蹈中稍显暧昧的肢体动作,在烟雾缭绕昏昏暗暗的舞台效果的烘托下,总让观众产生一些心照不宣的联想。
在崔健的《一块红布》中,这块红布既是歌词中情侣间表达爱意的载体,在哲学意义上又象征着自我蒙蔽自我救赎,在大背景下还隐喻着当时的时代环境。而这首歌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也在于不同的时下它总能被赋予新的意义。
30多年来,虽然崔健没再唱这首歌,但江湖上却处处有着这块红布的传说。比如,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孙楠曾将《一块红布》与《南泥湾》进行混搭,抒情加摇滚,在致敬经典的同时唱出了自己的风格,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近年来,我们经常能在各种综艺节目中见到很多的翻唱改编,虽然时而也会有翻车现场,但大多数时候,听众对于翻唱的宽容度很高。比如华晨宇就曾在《天籁之战》的舞台上改编了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以摇滚+说唱的演绎方式创作出新作《齐天大圣》,从创作到演唱都具备极高的完成度。改编千千万,总有观众喜欢你的这一版。
换句话说,经典作品并不是不能改编,但前提是要遵循基本的改编逻辑。而此次时代少年团的改编版遭到了这么大面积的斥责,一方面是乐迷们上升到音乐价值的审判,一方面是爱豆粉丝们集体的控评和打抱不平。
流量艺人是原罪吗?还是这届的乐迷们要求太高?这个锅应该谁来背?
乐迷、粉丝两边不讨好,争议背后谁该背锅?
事件发酵后,乐迷们把矛头指向两位艺人,认为他们亵渎了这首摇滚经典,直指精神内核尽失,打着改编的旗号实则在卖腐。而粉丝们为了维护自家爱豆的权益,控评洗广场只是常规操作,唯粉直接将矛头指向经纪公司时代峰峻,认为他们为了节目素材过度消费两位艺人。
面对舆论压力,这首歌的编舞师也回应改编争议:新版本实际上想要传达的是孤独症患者,用布遮眼睛想要表达的是心境被蒙上一层纱,找不到抒发的入口,直到两个人相遇,在共同探索的过程中,他们成为了彼此世界的色彩(即一抹红色)。
关于舞蹈背后的意义,粉丝和乐迷各执一词,但在大众舆论场里,不论是音乐还是粉圈,摇滚还是流行,它们都是应该圈地自萌的存在。一旦因为争执吵出圈,天下苦粉圈久矣的刻板印象便会再次引发各方讨论。
一方面是乐迷和粉丝的争执,另一方面则是粉丝与经纪公司的battle,事件中的两名偶像艺人反而处于一种置身事外的状态。这也正反映出在粉丝经济下艺人能动性的有限,甚至是工具人般的存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今年大热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中改编新裤子乐队的《艾瑞巴蒂》时姐姐们的强势有主见,可以大大方方地说不。而对于初入娱乐圈、年龄资历尚浅的偶像来说,他们的选择就很有限。在当下的偶像产业逻辑中,依靠粉丝的偶像艺人要尽力满足粉丝的幻想,需要依靠着经纪公司的运营打造人设,日常营业,可供自己发挥的空间本就很少。
在节目花絮中,两名偶像艺人其实对这首歌的改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欲言又止地提出伴奏能不能用吉他别用钢琴…,但他们的观点显然没有那么重要,最终还是要按照原先的编舞进行表演。表演结束后,两名艺人自己也表示我感觉好尴尬,我在台上我都不知道我干嘛、强行改编,最为致命。
在这种不够良性的音乐生态中,既无形中固化了人们对流量歌手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折射出在娱乐至死的时代背景浸淫下的文艺作品创作。
改编作品如何平衡文化多样性与年轻化表达?
知名音乐博主
耳帝评价改编后的《一块红布》是偶像流水线式的内容生产方式,认为这次的改编无视表演者自己的想法与审美,听不到任何真实的意志和真诚的信念在里面。改编的歌曲足够真诚吗?单纯从内容创新的角度,即使粉丝认为改后的版本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灵魂,但大部分网友似乎并不买账。按照编舞师的回应,红布是孤独症患者心境的一层纱,是对原歌曲中红布这一意向的延展与创新表达。
但原曲中红布的内涵外延都太过厚重,无论是历史的还是个体的层面,都让这块红布的意义变得更加深刻。毫无疑问,两个15岁的少年显然没有足够深厚的人生阅历来承载起这份厚重,改编版绵软无力的舞蹈也没有表达出成长的力量。
崔健很多年前也聊起过自由表达的话题。他曾在采访中提到,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在于自由畅想。什么叫自由?自由是给干事的人,是一点一滴的工作、争取每件事都要做成的那些人,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有价值的。
在这次争论中,自由的意义已然跳脱出创作者的自我表达,而变成多元文化碰撞时的一种万能说辞,一旦有人对改编提出反对意见,那他就是对年轻化表达的不尊重,是对偶像文化粉丝经济的歧视。
谈到对音乐的理解,崔健也认为,流行音乐必须得融合到社会的综合范畴里去谈论。每一个音乐都有严格的介入时代的标准。摇滚乐在批判,布鲁斯音乐在抱怨,Hip-hop音乐在骂种族歧视,所有东西都能找到它跟社会之间发生关系的那些点。
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时代少年团改编的《一块红布》并没有从某个角度去记录和反映时代,更多的是一种现代元素的无意义叠加,空有一个韩范流行的外壳,实际上还是没有跳出粉丝经济的框架。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作为一次全新的改编舞台,这样的表演从想法到成型都要经过艺人团队、编导、制作、编曲等众多专业流程,但凡任何一个环节提出质疑的意见,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而编舞师在回应中称甚至没有看过原舞台,也是引起众怒的原因之一。
年轻化表达本没有错,但改编必须坚持专业主义精神,而且要足够真诚,既要致敬经典把握经典内核,更要了解音乐所处的时代和人文背景。改编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迎合群体需求,只有足够尊重作品本身,才有可能创造出更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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