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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莫高窟给壁画治病

来源:吉他 时间:2023/5/11

在敦煌,年轻人们把去莫高窟上班叫“上山”,去市区叫“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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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一百年,新青年精神历久而弥新作者/王言虎(新京报评论员)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就像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百年前,这场“救亡/启蒙”的运动,短短时间之内星火燎原,一发而不可收,终至“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飏熛怒”,无可阻绝地席卷了各大城市。先锋的学生在前,工人紧随其后,报章杂志摇旗呐喊,救亡与启蒙,人权与爱国,理性与科学,各种先进的理念如春风入夜,激荡在这片古老而拙重的中华大地上——新的时代开始了!青年人正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不再只是端坐于学堂的书生,也不再单纯幻想着做朝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他们的未来开始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同频共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明知困难重重,可他们偏要以百分之一百的努力,解救这个国家于落后与危亡之中。所以,抛开那些宏大叙事的大词,所谓五四精神,也是新青年用青春影响未来的精神。何谓新青年?陈独秀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用今时今日的话说,青年人是社会的新鲜力量,勇猛如利刃;青年人要强健自己的品格,也要对其所处的社会发光发热;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也就是,幸福要靠个人的奋斗,而万不可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鲁迅先生亦对新青年提出期待,“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是鼓励青年人要澡雪精神,坚忍一心,能做什么,就好好做什么。

《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号,上海历史博物馆文物。图片来自视觉中国就此讲,一百年过去,尽管时代的任务已大不相同,但新青年的精神底色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之于五四一百年,我们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观照。我们穿越百年的历史,透过五四之镜,对勘青年人做了什么,又有哪些需要精进。一百年过去,中华民族已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总量全球第二,政治影响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排在世界前列。我们再也不是“东亚病夫”,我们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巩固根本,面向未来,五四新青年的精神传统不能断流。今天,80后已成为社会中坚,90后冉冉升起,00后也已步入大学校园。青春的力量勃勃而富有生机,中华民族的未来靠的是有精气神的青年人。于是,在五四百年之际,我们推出“新青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特刊”,选取其中30位青年代表,采集他们的人生故事,以人物报道的形式,拼贴出新时代中国“新青年”的赤子图景。他/她们或者是明星创业者、青年科学家、“网红”教师;或者是默默无闻的快递小哥、边防官兵、驻村干部;又或者是充满个性、关心社会的艺人,引领社会思潮的学者、作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等。无论他们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无论从事着何种职业,均不墨守成规,而以新锐意志,在各自岗位上践行着各具特色的“青年中国说”。每一个新青年的修为与事功,也都承自生生不息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里历久而弥新。一百年前,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但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又抓住了很多机会。就像所有的冰川河流终将汇入大海,百年以后的今天,一代代新青年的努力,也必将拱卫这个国家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此为编辑初衷。

敦煌醒得迟。

因为地理位置靠西,清晨的太阳能把树影拉得老长。八点三十分,陆佳瑜赶到市区东部的桥头,和几十个年轻人一起,等待去往莫高窟的通勤车。这位生于年的姑娘是莫高窟的讲解员,她身边的年轻人,有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有临摹莫高窟壁画的画师、有通过数字化保护洞窟的“IT男”,还有为壁画“治病”的修复师。

窟区距离市区25公里,大巴花费10分钟出城,另外的20分钟,则行驶在戈壁滩上。沥青公路把戈壁切成两块,车窗外,电线杆和裸露的白石头偶尔闪过,其余的,是漫无边际的沙土。

当千篇一律的黄色被一片绿树林打破,很快就能看到莫高窟了。在南北不足两千米长的断崖上,开凿着个洞窟,由前秦至唐绘制的神佛居于其中,被视为“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

九点钟,车门打开,年轻人们走向洞窟、画室、数字中心或办公楼。

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片戈壁上,一边守护千年佛窟,一边学着与职业相处、与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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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

来莫高窟工作之前,陆佳瑜在一个地质公园当导游。每天站在通往景点的大巴上,给游客讲述地形地貌、名称来由、民间传说,日复一日。“觉得每天都很闲,不会有提升空间,也不会想未来怎样。”陆佳瑜说。

▲莫高窟壁画在香港展出时,陆佳瑜为参观者讲解。受访者供图

生活节奏被打破,是在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讲解员,考虑到“它背后的东西非常厚实,应该可以获得成长”,陆佳瑜来了莫高窟。

入职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行旺季马上就要来了。陆佳瑜有两个月的培训时间,白天听研究者、讲解员上课,晚上看书、整理自己的解说词,凌晨3点入睡,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复习,然后上洞窟,练习讲解。

两个月时间看完八本书,笔记写满两个A4本,陆佳瑜发现,“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术的,建筑的……莫高窟根本学不完,感觉自己来对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像陆佳瑜一样主动选择了莫高窟,另一种答案是:毕业季找工作,无心插柳地来了。

在敦煌,年轻人们把去莫高窟上班叫“上山”,去市区叫“进城”。

刚到莫高窟时,俞天秀“天天进城”。到了市区,也没什么事情要做,就在马路上来来回回走。和从前的生活一样,身边有车和人经过,让他觉得真实、安心。而回到山上,“走半个小时都见不到一个人,幽静是幽静,但是待不住。”

当时是年,他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听说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简历,心里纳闷:“莫高窟招计算机专业的干吗?”

进入数字化研究所后,他被安排住在窟区的公寓里,楼旁是杨树林,树林旁是戈壁,没什么人,更没有一点儿声音。

那一年,手机是老式摩托罗拉,只有办公的电脑享有一根网线。年出生的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娱自乐,去洞窟旁边的水渠里捞鱼,去沙丘上烧烤,有时凌晨被朋友从被窝里拽起来,天南海北地聊天。

有人曾对媒体回忆,老院长评价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肚子里憋着一股气,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顶,对着月亮一声怪叫……”

和俞天秀一个部门的安慧莉年入职,这个学工业设计出身的姑娘,此前对莫高窟的全部认知,是八点档电视剧开始前,那个缓缓飘落的“飞天”图标。

刚到敦煌时,安慧莉发现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买了一瓶绿茶,看上去和普通的康师傅绿茶一模一样,但商标处写的是“小二黑”。

女生有点沮丧,觉得“待两年,肯定要走了”。

这种想法在刚来莫高窟的年轻人中并不罕见。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在甘肃省会兰州中转,然后沿着河西走廊抵达敦煌。走的是马可·波罗、玄奘走过的路,也是张大千、常书鸿走过的路,但路途上的年轻人往往顾及不上这些,只是看着窗外的山越来越秃,心里猜测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画临摹师彭文佳,学美术专业,来敦煌因为对莫高窟艺术的向往。同窗同学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里有更多的画廊和工作机会。而她想要和外界联系,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车去25公里外的城里的网吧。登录QQ,收到老同学发来的消息:“你们在敦煌是不是要骑骆驼上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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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挡挂到五挡”

年,两个月的培训结束后,陆佳瑜上岗。平均每天带三批游客,在1.5小时内完成8个开放洞窟的讲解。最多的一次,她在一天内带了五批游客,中午饭拖到晚上才吃,那天的干煸辣子鸡和蒜蓉西兰花成了在食堂吃过最好吃的菜。

今年是陆佳瑜在莫高窟从事讲解工作的第三年,生活渐渐和工作融在一起。以前看《解忧杂货铺》,现在看《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以前最熟悉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现在变成了赵声良、王惠民。有一次,大学同学在聊天时问起最近在看什么书,陆佳瑜才突然意识到,现在几乎不会再看其他书了,去书店都是直奔专业类的方向。

她不能忍受每次进一个洞窟都讲同样的内容,“觉得是在退步。因为它没有尽头,就会让你想要不停探索。”

每天,当陆佳瑜带游客在开放洞窟参观时,另一群人正在非开放洞窟“面壁”。

▲修复师孙军永修复雕塑。受访者供图

4月16日,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壁画修复师们提着工具箱来到莫高窟第窟,打开黑色铝合金门,里面是一道带纱窗的木门,迈过门槛,洞窟阴冷的空气迅速包裹皮肤。

这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营建的洞窟,南壁,绘的是观无量寿佛经变中的乐舞图,乐手们正在演奏箜篌、阮咸、古筝、竖笛等各种乐器,乐队正中是反弹琵琶的伎乐天,左脚独立,右脚抬起,蓝色的舞带飘在身侧,敦煌研究院的学者称,伎乐天双脚拇趾跷起似在晃动,以应节拍,这种特殊的舞技,可以看出印度舞蹈留下的影响。这些形象为我们了解唐代空前发展的乐舞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

但如今,在时光的侵蚀下,乐师们的皮肤和华裳渐渐有了破损。壁画修复师用专业术语称为:“起甲”,壁画的颜料层像鳞片一样翘起;“酥碱”,结晶的盐让窟脚的地仗层变得疏松、脱落;“空鼓”,地仗层脱离崖壁,将会导致裂隙、壁画脱落……

四五月份天气回暖,利于材料黏结,壁画修复师们对窟的“治疗”开始了。他们爬上脚手架,用毛笔除尘,用注射剂黏结,隔着一层镜头纸,用修复刀修复壁画……因为长期在壁画前工作,年轻的修复师们玩笑式地自称“面壁”。

▲修复师们的工具箱。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这支队伍中,80后是主力,孙军永和乔兆广来自河南,付磊来自玉门,还有的来自陕西、山东、安徽等等。张瑞瑞是窟修复师中唯一的90后,也是唯一的女生,去年大学毕业后来到莫高窟工作。她学的是文物保护专业,专业对口,但依然不能立刻接触壁画修复工作,和每个修复师一样,工作的前几年,她的主要任务是帮师傅和泥、递材料,以及站在一旁学习、提问。

去年,有机构发布“第一份工作趋势调查”,数据显示:70后职场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离职时间是四年以上,80后是三年半,90后是19个月,而95后,只有7个月。但在莫高窟工作的年轻人,几乎大部分留了下来。

曾经确信自己一定会很快离开莫高窟的人,在几年、十几年后,掰着手指列举留下来的理由:工作环境单纯、个人成长空间大、职业成就感强。

“天天进城”的俞天秀,前几个月的“动摇期”过了,慢慢发现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务是在互联网上建莫高窟,前期对洞窟壁画和雕塑进行调研和测量,制定好数字化方案后开始图像采集,然后经过拼接、检查、定位纠正等后期处理,将莫高窟的影像以数字化的方式保存起来。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成员大多以80后、90后为主,借助前辈的技术积淀和年轻人的创造力,至今已经完成了多个洞窟的数字化工作。

8年,“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出自数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影像。近40平米的《五台山图》,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采用鸟瞰式的透视法,把五台山全景记录下来,从山西太原到河北镇州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现在画面里。

“以前我们的成果都存到档案里,你拼完只有你见过,其他人见都没见。那是第一次,整面墙的内容展现在大家面前。看到确实觉得自豪:哇,这是我做的。”俞天秀说。

到如今,俞天秀已经在莫高窟待了14年,那个跑去城里上网吧的画师彭文佳则走过了16年,在她看来,莫高窟就像一个乌托邦,不仅有永远汲取不完的艺术养分,还有世外桃源一样的环境。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没有太多诱惑,也没有太多功利的东西,非常纯粹。”

画线稿、上色的时候,画师们会到拷贝室工作,几十张桌子排列整齐,大家会在休息时互相看作品,“这里的线条有问题,那里的颜色不太对,大家互相交流,氛围和在美术学院时一样。”

不是没有诱惑,当大千世界和莫高窟这个世外桃源碰撞到一起,年轻人们也会停下来思考,分析职业,也通过职业反观自己。

陆佳瑜的同事边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作为讲解员,见证了“靠嗓子吼”到“使用智能讲解器”的变迁,也见证了莫高窟游客的井喷式爆发。

他记得,有前辈讲过自己的经历:刚来的时候爱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一番事业。当时的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一旁听着,不哼声,最后说了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十年后再说。”

边磊也没想到自己一晃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个十年,他说:“一挡挂到五挡,就一直往前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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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过”

春天的午后,陆佳瑜和我走在大泉河边,西北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戈壁滩上,游客从洞窟里出来,撑起遮阳伞。

走着走着,陆佳瑜靠过来,小声说了句:“那位就是王惠民老师。”

不远处的人群里,学者戴了一顶卡其色帽子,行色匆匆,“他们经常这样,夹个本子就进洞窟了。”陆佳瑜说。

对年轻人而言,王惠民算是“上一辈的莫高人”。

在讲解员边磊的讲述中,王惠民是在考核时毫不留情的考官,也是平日里毫无保留的恩师。

“王老师近些年最大的学术成果是对窟一个经变画的研究,我们去现场学习的时候,他的文章刚刚发表不久,但他不会建立所谓的安全区,把画面里的五部分内容全都直接讲给我们了,毫无保留。”边磊回忆,王惠民曾经给了他一个U盘,抛下一句“慢慢看”就离开了,边磊把U盘打开,发现里面全是特别珍贵的材料:王惠民去法国交流学习时带回来的图册,早年伯希和拍摄的老照片,关于莫高窟的文献资料,还有他自己的将近一百篇论文。“他希望我们不断吸收,保持对这份职业的新鲜感。”

年轻人们也乐于讲起“上上辈、上上上辈莫高人”的故事。

在莫高窟对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着山脚的戈壁滩一直朝南,在九层楼正对着的沙丘上,是一个墓园,安葬在那里的,是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轻人。

▲几十年前来莫高窟的老一辈,有些已经辞世,按照他们的遗愿,他们的骨灰被安放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年,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遇到《敦煌石窟图录》,回国、四处逃难,在八年后去了敦煌;年,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学生段文杰遇到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完成学业,在一年后来到莫高窟。从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洞窟里“面壁”,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窦占奎……

曾经的丝路重镇,在那时已经变成了边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日光炽烈。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脸、擦身、洗脚,用完还要留着派上其他用场;冬天睡觉前,把石头放到灶里烧热,然后用毛巾包起来,抱着取暖;夜里,为了看守骆驼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着猎枪防狼;天亮后,用镜子和白纸当反光板,就这折射进洞窟的阳光临摹壁画、修复雕塑……

到现在,曾经的青年已经进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辞世。二十余座黑色墓碑卧在沙丘上,隔着佛塔、戈壁、干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对望。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对媒体说。

现在,帮助莫高窟对抗时间的接力棒被后辈的年轻人拿起来,在不同的时代走同一条路。

刚来的时候,俞天秀觉得山里的生活枯燥,叫上朋友去市区吃烧烤。返程时,一群年轻人心血来潮,决定走回莫高窟。一边嬉闹一边“寻宝”,从夜里十二点走到上午十一点。

许多年后他听闻,老前辈们当年走的就是那条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进城全靠步行,遇上急事才坐驴车或是牛车,路上还可能和狼对峙。

老一辈的莫高人没有太多选择,但对莫高窟的中生代而言,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机遇像洞窟一样密密麻麻地在眼前铺陈开来,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工作选择,也有了更低成本的离开的机会。

和前辈们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少了历史气质,鲜少把“奉献”、“一切为了国家”挂在嘴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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