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鹤楼“送别”
钟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不无怅惘地提到，今天的黄鹤楼，已经没有了“送别”的功能。
古人送别很隆重，“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送了一程又一程。黄鹤楼尤其是送别的好地方，大家登高望远，举杯祝福，吟诗作赋，把心情抒发个够，有充分的仪式感，所以才有那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大家“游必于是，宴必于是”，游玩必到此，吃饭必到此，送别必到此。
钟年教授回忆自己上学的年代，人们送别是要送到站台的，大家会拥抱、祝福、唱歌、弹吉他，会追着火车跑，会流泪和念诗。
可惜，因为取消了站台票，因为人们越来越忙，因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因为“吟诗”这一传统的不再流行，“送别”也越来越“轻快”。但是那种离愁别绪如何安放、那种微妙的心情如何排遣？钟年感到，这是都市人的一个心理问题。
失去了送别功能的黄鹤楼，又该如何嵌入本地居民的生活圈、生态圈？钟年觉得，办法还是会有的。
（李煦）
武汉大学钟年教授。
历经4年，由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和长江日报共同编修的《黄鹤楼志》（年版）面世。在首发式上，该书编审、黄鹤楼文化顾问、武汉出版社原高级编辑潘长胜概括了这一最新版《黄鹤楼志》的诸多亮点。该书副主编、武汉大学教授钟年则用大量证据指出，存在着两座黄鹤楼，一座是视觉上的、实体的黄鹤楼，另一座则是心理上的、记忆中的黄鹤楼。
就这一话题，长江日报《读+》专访了钟年教授。
《黄鹤楼志》（年版）亮点频出
新志多出旧志11万字
20多年前，武汉多位专家学者聚集，阅览古今文献，进行实地考察，编撰完成《黄鹤楼志》（年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20多年过去，许多新发生的大事需要记载，新的研究成果需要体现。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的规定，年，专家学者们和长江日报一起精心策划，启动了新一轮《黄鹤楼志》编修工作。
经过4年编修，年版志书终于在党的百年诞辰之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入志资料上自汉末三国，下至年，时间跨度长达年；涵盖范围包括黄鹤楼公园及周边地域在内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建置沿革、文物名胜、名人行踪、古迹遗名、艺文创作、园林建筑、花木景园、旅游发展等等；并充分吸纳近20年来黄鹤楼历史文化研究和黄鹤楼事业发展的新资料、新积累。
新志与旧志在历史的传承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但在体例框架上将旧志原来的章、节、目三个层级，创新增加到四个层级，即篇、章、节、目，分类更加细致，记述的范围更加广泛。新志多出旧志11万字，各种图照幅、表格11张。
在设计排版上，使用了很多高清大图。图片所占篇幅比例大大提升。书中收录了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黄鹤楼图》、藏于武汉博物馆的《江汉揽胜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长江万里图》等稀见画作高清大图，以及藏于上海博物馆、明代画家安正文绘的《黄鹤楼雪景图》，藏于大连市图书馆的《武昌汉口鸟瞰图》，山西永乐宫混成殿壁画《武昌货墨》等，张张精美，让读者一饱眼福，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和审美习惯。
不仅如此，新志还填补了多处学术空白。例如元代是否存在黄鹤楼，以前是存疑的，但这一次，编撰者经过仔细考证，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首次系统记载国家级非遗项目《黄鹤楼传说》
《黄鹤楼志》（年版）编审、黄鹤楼文化顾问、武汉出版社原高级编辑潘长胜对此书的亮点予以阐述。
他认为，就整体而言，新志大的亮点有三处。
第一处亮点是第一篇第一章《古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完整、最清晰的黄鹤楼演变的轮廓”。编撰者考证精详，征引频繁，用文史互证互补的方法记述、还原了历史真相。
第二处亮点是第三篇《人物》，编撰者用录与传结合的手法，记述了位与黄鹤楼有因缘的历史人物，突出了他们的事功，是深入研究黄鹤楼文化、强化黄鹤楼名人效应的宝贵资源。
第三个亮点是第四篇《艺文》，它在第五章以35个条目，首次系统记载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黄鹤楼传说》的源头文字，为保护、传承国家非遗进行了开拓性探索。此篇中记载的许多诗词书画作品，不仅稀见，而且具有传世意义。
潘长胜说：“这三个篇与章，是《黄鹤楼志》的核心内容。如果用打比方形容视觉效果，《古楼》章像一幅手绘长卷，徐徐展开了沧桑的历史画面；《人物》篇似浩瀚夜空，缀满了或隐或亮的星星；《艺文》篇宛如一片大海，艺海拾贝，珍珠粒粒可赏。”
专家一致认为，《黄鹤楼志》（年版）将成为爱祖国、爱家乡、爱名楼的乡土教材，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更好地传承黄鹤楼历史文化；将为武昌区建城年、黄鹤楼建楼年双庆纪念活动提供支持，将为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提供资料；将促使黄鹤楼公园进一步修缮景点，编写导游词、完善数据库，打造文化品牌、开发旅游线路和文旅商品等，进一步提高其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还将加强黄鹤楼的国际传播能力。
从“黄鹤楼”三字由来说起
读+：“有两座黄鹤楼，一座是视觉的，一座是心理的”，该如何理解这个观点呢？
钟年：让我们先从黄鹤楼名称的由来说起。
关于黄鹤楼的得名，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主要以“因山说”和“因仙说”构成两大相互攻驳的营垒。
“因山说”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这一派的意见是说，黄鹤楼所建的位置在黄鹄山，而鹄转音为鹤，故又名黄鹤山，因此山上的楼自然就叫黄鹤楼了。近人所作《武昌要览》中的有关论述可作此论的代表：“黄鹄山，起城东而达于西隅，黄鹤楼枕焉。山旧名紫竹岭，以有黄鹄腾紫竹间，故名黄鹄。鹄音转为鹤，故又名黄鹤山……黄鹤楼在汉阳门内黄鹄山头，因山得名，号为天下绝景。”
不过，在历史上，“因仙说”的声音却压倒了“因山说”。黄鹤楼与神仙的关系早就见于其建成后的历代典籍，到了唐代阎伯理（一作瑾，又作珵）所作的《黄鹤楼记》中，则正式将神仙黄鹤的故事与黄鹤楼的名称拉上了关系——“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宋代《太平寰宇记》也沿用了此说：“黄鹤楼在县西南二百八十步，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故号为黄鹤楼。”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黄鹤楼的来历是和一则美丽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
古时江夏有座辛氏酒店，有一次，仙人费子安来此饮酒用饭，未付账即去。如此数载，辛氏从不提酒钱。某日，子安酒足饭饱之后，对辛氏道：“向来多负酒钱，今当少酬。”遂取桔皮在酒店墙壁上画了一只黄鹤，并嘱辛氏如有客至，拍手歌唱，鹤即会随之起舞。试之果然。远近闻讯，莫不来此饮酒观赏，辛氏因此家资巨万。忽一日，子安又至，问曰：“以前所欠酒债，可偿还得上？”辛氏喜形于色道：“蒙先生画鹤而获百倍，请多留几日，容我报谢。”子安道：“我岂是为谢而来？”乃取出身边玉笛吹响，须臾天上白云飘落，壁间黄鹤飞出，子安跨鹤腾云而去。辛氏感念仙人黄鹤，即在子安驾鹤升天之处建楼，起名为黄鹤楼。
关于“因山说”和“因仙说”这两种说法，我们可以推理，若黄鹤楼果为三国时吴国所建，且又用于军事目的，那么因山得名就是比较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因仙说”能广为流传，会被历代众多的文人骚客写入自己的诗文中，难道他们都是没有头脑的？看起来，在这表象之下，恐怕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心理原因。
于是，黄鹤楼的名称来历除了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也同时成了传播学的问题和接受美学的问题。
历史说到底就是人类的记忆。从群体记忆的角度看，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起码存在着两种真实，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心理的真实。黄鹤楼的因山得名，有可能是客观的实际；黄鹤楼的因仙得名，则充溢着主观的想象，从它被人们创造出来和广泛接受这一点看，其中所蕴含的感情是真实的。而且这种心理的真实由于深深印入了广大民众的脑海里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因此在社会文化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黄鹤楼是“崔李诗案”最大受益者
读+：所谓“在社会文化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最好的例证是不是崔颢的诗？
钟年：更确切地说，是崔颢题诗以及题诗之后发生的各种相关事件。
根据著名诗词专家王兆鹏教授的研究，唐诗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崔颢的《黄鹤楼》。这首诗一开头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就是在发挥仙人黄鹤的传说，由此可见这个故事在崔颢所处的时代已深具影响力，而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诗作，又将这个传说播扬到更广阔的时空。
但是还不止于此。
崔颢题诗黄鹤楼是客观的历史，但在民众的主观创造中，却将这历史进一步拉长，将崔颢拖入一桩文坛公案。相传在崔颢题诗后，李白也来到了黄鹤楼，他诗情顿起，可当他正要奋笔疾书时，却发现了崔颢所题的黄鹤楼诗，于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全因“崔颢题诗在上头”，急得无处发泄的李白恨不得“捶碎黄鹤楼”。自宋人在笔记中记录了这个传说以后，对搁笔一事的肯定派和怀疑派就拉开架势，打起了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
我们无意卷入历史上是否有李白搁笔一事的争论，因为我们的关切点并不在这里。事实的产生是一码事，事实的传播则另有规律，人类的传播心理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白的加盟，使崔颢题诗的故事有了一个更圆满的结局，令崔颢文名更著。清代著名戏曲家孔尚任便注意到这一点：“崔颢吟成绝妙辞，不因捶碎世谁知？”不过，最大的获益者还是黄鹤楼，清人所拟的一副对联曰：“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崔颢和李白的传说最终将一道夺目的光环带给了黄鹤楼。
这就涉及文化塑造力了。一种文化形象的塑造，是需要强大的力量来维持的。譬如故宫，主要靠的是国家力量这个后盾。可黄鹤楼更多依凭的是社会的力量。将神仙、诗文、名人等因素引入黄鹤楼的历史，当然能极大地加重黄鹤楼的文化分量。在黄鹤楼的文化纪年表中，传说和诗文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共同塑造了民众的历史记忆。
“视觉黄鹤楼”和“心理黄鹤楼”二者不可或缺
读+：这种被塑造的民众历史记忆，对黄鹤楼来说意味着什么？
钟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黄鹤楼虽然屡次被毁却又屡次被重建，因为人们不能忍受世间缺少与心目中的形象互为依托的视觉上的黄鹤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没有黄鹤楼的日子里人们会用别的楼阁建筑来代替。尤其是清代所建的最后一座黄鹤楼在光绪十年（）被焚毁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有人筹划重修黄鹤楼，而社会各界人士也一再因名楼重现江城的梦想而激动。虽然从今天回头望去，很多时候重建黄鹤楼的诸项条件并不具备，但人们那种对黄鹤楼实体的渴求，却令人可感可触。
另一方面，即使人们知道了黄鹤楼的建筑已不存在，“实”的登临已不可能，但仍可作“意”的登临。在黄鹤楼的故址，无数追寻历史记忆的人对着心目中的黄鹤楼抒发感慨。清末的康有为明知“浪流滚滚大江东，鹤去楼烧矶已空”，却并不妨碍他将诗的名称定为《登黄鹤楼》。毛泽东也曾在登上黄鹤楼故址后写下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视觉上的黄鹤楼在这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黄鹤楼在诗人的眼里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一幅心理图景。“问黄鹤，已成千古；唱大江，更上一层”，黄鹤楼是一个引子，诗人欲借它寻觅解开思想郁结的门径。
由此可以说，历史上存在着两座黄鹤楼，一座是视觉上的，一座是心目中的。视觉上的黄鹤楼是实实在在的建筑物，是华夏民族能工巧匠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心目中的黄鹤楼则是由历代民众用传说故事塑造出来的，自然其中也包含着无数文人墨客的描摹之功。
对人们来说，视觉上的黄鹤楼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实物来寄兴寓情。但从人类更深层的需求看，心目中的黄鹤楼更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了它，就没有了精神的支撑依托。精神的力量需要有物质的基础来产生，但当精神的力量产生之后，却可能与物质的力量相匹敌甚或有物质的力量不能企及之处。人们心目中的黄鹤楼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一部完整的黄鹤楼史中，如果说视觉上的黄鹤楼是骨和肉，则心目中的黄鹤楼就是血与髓。视觉上和心目中的两种形象浑融合一，这才组成圆匀丰满、色彩斑斓的黄鹤楼。
人民创造了黄鹤楼，黄鹤楼也当回归人民
读+：意识到“视觉黄鹤楼”和“心理黄鹤楼”的存在，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钟年：前面提到了传说对黄鹤楼形象塑造的贡献，跳出传说，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看，黄鹤楼历史上真正的主角是人民、是群众。民众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建造了黄鹤楼，并在日常生活中全力呵护着黄鹤楼，更在心灵的世界中用传说故事等描绘出一个益发充满魅力的黄鹤楼。无论是崔颢、李白，还是康有为、毛泽东，他们的惊叹、陶醉、感怀、遐想，都是建立在民众的文化塑造基础上的；而他们的惊叹、陶醉、感怀、遐想能被传播到广阔的时空，靠的也是民众的力量。
人民热爱黄鹤楼，黄鹤楼也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了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这里宴饮——“江边黄鹤古时楼，劳置华筵待我游”（白居易）；人们在这里娱乐——“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人们在这里观景——“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孟浩然）；人们在这里送客——“黄鹄徘徊故人别，离壶酒尽清丝绝”（顾况）。黄鹤楼以及黄鹤楼的附属建筑成了一个包容了宴饮、文娱、游乐等综合功能的公共空间。
以黄鹤楼为中心，在其周边地区的民众中还形成了许多相对固定的民风民俗活动。仅以晚清为例，据故老回忆，就有元宵节的五龙朝贺礼、七月十五的黄鹤楼上看河灯、八月十五的饮酒赏月、重阳节的登楼比脚力等。
我们在这里不妨引入生态文化圈的概念，三楚的民众，是将黄鹤楼有机地编织进了他们的生活圈、语言圈、游乐圈、经济圈、婚嫁圈、信仰圈等各式各样的生态文化圈中。黄鹤楼与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实有的联系，便获得了一种恒久的生命力。
把黄鹤楼融入人民的生态圈、生活圈，这对今天乃至今后的“开门办园”，都是有借鉴意义的。人民创造了黄鹤楼，黄鹤楼也当回归人民。
相传张之洞感叹于黄鹤楼的屡次被焚毁，曾有意建造一座铁铸的黄鹤楼。我们今天的黄鹤楼，正是用现代建筑技术以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这座黄鹤楼的安全性是空前的，其寿命当大大超过历代古楼。不过，相对于“古今无尽”的大江，任何实体性的黄鹤楼都是有尽的。循着我们前面的思路，要想使黄鹤楼长存，就应该将其融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里，将其印刻到人们的心目中。果如此，我们当能树立起一座永垂不朽的黄鹤楼。
借助文化传播的力量，黄鹤楼的美名早已越出荆楚大地而遍及神州乃至东亚；随着百余年来中外人员和文化的交流，黄鹤楼也渐为全球各大洲的人民所知晓和钟爱。作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黄鹤楼不仅是武汉的，也是中国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世界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地关怀它、爱护它，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中为它增色添彩。历史上的黄鹤楼曾经是人们远行的出发地，“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今天这里依然是新征程的出发地，聚集着三楚民众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期待。“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黄鹤楼已经有了一段骄人的历史，它一定还会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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