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文学杂志诗歌编辑，让我给他一张清晰近照、简介及相关个人信息。一听这话，我知道好运来了。可是，还没高兴一分钟，我就在心里说，完了，你去哪里找清晰近照。
直接告诉对方没有，等于自绝后路，乱了好半天，终于从QQ相册刨出一张来。
“只这一张代表颜值巅峰的，看看行不？”我将一张前几年去蒙自碧色寨拍的生活照发了过去。
说这张照片是颜值巅峰时拍的，绝不是信口雌黄。它曾经被我用来测与明星的相似度，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我的长相与陈红，竟然有百分之四十的相似度。陈红是谁？大名鼎鼎的导演陈凯歌夫人！我不追星，并且我喜欢的女演员，是湖水一般通透干净、自在逍遥的周迅和清纯灵气、气质独特的“神仙姐姐”刘亦菲。可陈红毕竟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内地殿堂级美人，长相能与她相似，说明我先天条件也许没那么不堪。虽然我知道，这张经“美图秀秀”滤镜和“美图配方”修饰之后的照片，既高级又不大真实，却在一些时间，让我兀自欢喜。
我很少有单独的照片。就是合影，也十分有限。甚至连和家人一起拍的，也不多。
印象中，我们家住老屋那些年，在最显眼的那面墙上，一直挂着父亲做的三个檀木镜框。镜框里面贴满了照片。那些照片，除了一张父亲的单人照，是相馆的上色师傅加工过的彩照，其余都是黑白的。镜框的边缘非常光亮，看得出已经有些年头了，它们被爱干净的母亲擦拭得一尘不染。我总是在母亲取下镜框放来桌子上擦洗或替换照片的时候，一张一张挑出来看。
后来我发现，每一个镜框背面，都有一大个信封，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照片。有许多，记录了父亲开火车、扭螺丝、加煤炭和与同事交谈时的画面。我的父亲真是一个美男子。
家中照片那么多，竟然没有一张是我的，这让我一度怀疑，我并非父母亲生。
关于我在婴幼儿时期，没照过相这个事情的缘由，我没有打听过。但疑问是有的。如果家境贫寒，拍不起，那么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因为在家人的照片里，根本见不到一丝一毫穷困的影子。记得有一张大姐两三岁时的全家福，每一个人的面庞健康而饱满，尤其令人惊艳的是，父母和哥哥都穿着高帮帆布鞋。50多年前，那段晦涩的时光，我的亲人，身上竟然有着美式复古风的装扮！
我的第一张照片，是大姐带我去老县城的国营相馆拍的。大姐那时已出落得水灵灵的，不，大姐一直都水灵灵的，她完美地遗传了母亲的高颜值。
照片里的我，身穿白色碎花连衣裙、足蹬花灯芯绒“老倌儿”鞋，怯生生站在大姐近旁。我们的背后，是阔达的天安门广场。大姐牵着我的手，笑颜如花。我没有笑。我现在忽然想，拍照之前，我也许顽强地反抗过，甚至在某个时刻，像小兽一般嚎叫。我的内心如此脆弱，如此倔强，以至于抗拒着与摄影机的对视，抗拒着单独站在以天安门广场为背景的幕布前，哪怕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那会儿大姐几岁，我几岁？我全然不知。
我有第二张照片的时候，大约已经是四五年级的学生了。照片里的我，立在油菜花丛中，双眉紧蹙，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二姐也在那个位置拍了一张，和高挑明丽的二姐相比，我干瘦，羸弱，相貌平平。
照片里的我，有着被时光钟爱的愁苦与忧伤。我不知道，这一种愁苦与忧伤，是不是命运送给我的礼物，以至于，在漫长的岁月里，即便有那么多快乐的时刻，它们也总会不经意浸泡我的心。
我不喜欢照相，也不喜欢照镜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即便偶尔，初中同学遇到我，和我打招呼时，会说，“嗨，我们班的山口百惠！”我照样不知道我真实的样子。我认为我是丑小鸭，身上仅有的一点光芒都被别人的阴影遮盖了。直到很大了，大到18岁，在昆明翠湖南路的一家影楼，一个清瘦的中年女子，在给我拍柔光相时，忽然和我说，小姑娘，你化了妆，真是好看。
为什么是化了妆，才好看？不化妆，就一点也不好看吗？
那一次拍的柔光相，总共两张。都是半身像。一张是穿军装、戴盘盘帽、长发披肩怀抱吉他的半身侧影照。它很好避开了我外貌的缺陷，显得我鼻高挺梁、轮廓分明；而那垂眸含羞万事不知的样子，又清冷又温柔。另一张，则是穿着从青年路淘来的黑底白花半袖蝙蝠衫拍的正面半身像。照片里的我，十指相扣，紧贴下巴，像一个沉思者。舍友段一见，说我好似港台明星。那一阵，我天天泡“新建设”电影院看琼瑶剧，冷不丁被我们班最漂亮，也最会打扮的段同学这样一讲，恍然间觉得，照片里的我，有着恬静如水的吕绣菱的某种神韵。
这两张照片，后来加洗了好几次，都被同学要走了。留给我做纪念的，也在快毕业的时候，连同《圣经故事》和几本文学杂志，不翼而飞。
我不好意思问是谁拿走了，应该也问不到。毕业20多年后，因为一次聚会，引来同学们对往事的追忆，我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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