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书徽
采访时间:年10月13日姓名:李乐为性别:男年龄:39岁广东珠海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国内外港澳台诸多大型音乐节、演唱会官方摄影师。媒体称之为“中国摇滚现场首席摄影师”,也是拍摄过欧美乐队音乐人最多的中国摄影师,曾获第1届吉他中国奖(GuitarChinaAwards)最佳音乐现场摄影。
李乐为有刀刻斧凿般的眉目,其中凝着思虑和迟滞。
思虑的是时不我待,时间一刻不停地带走那些宝贵的音乐人,以及自我的自由和精力;迟滞,则是他自述的性格——埋头苦干,直来直去,不懂与人打交道,没有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心窍。
他时时审视自己,体悟存在和时间的关系,因此努力地活出生命的每分每秒。在我看来,能这样真实地生活,不是迟滞,是更深刻的机敏。
我的摄影师梦:亲手从白相纸上变出人影
前几天,当我把一张照片递给刚结束专场音乐会的波兰古典音乐作曲家及指挥大师、“活着的贝多芬”KrzysztofPenderecki时,已经八十五岁的老爷子脸上绽开了层层叠叠的笑容:“哇,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
然后,老爷子挥笔在照片背后龙飞凤舞地签下了名字。照片上,是年我第一次拍到在广州举办音乐会的他,鹤发童颜,神采奕奕。那年,也是我把相机对准舞台的第一年。
作曲家及指挥大师KrzysztofPenderecki的签名,照片拍摄于年
成为舞台摄影师这十年来,类似的温馨有趣的瞬间有很多。在舞台周围工作,在音乐中存在,得人生如此,我既幸运又幸福。
我踩着70年代的尾巴出生于广东。80年代珠海被划为经济特区,港澳流行文化很快在珠海成为一种风潮,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从小开始接触各种文化信息。
高一时,我在学校阅览室里看到了很多画报,当时的画报里已有了摄影版面。看着大幅鲜艳色彩的照片,我不由得开始联想和思考,这张照片这样拍好么?如果我来拍,换一个位置角度拍会怎样?
想做一个摄影师的想法,就这样从那些画报里萌发了出来。我跟同学聊起学摄影,没想到他一拍大腿:“巧了!我认识一个人,就是摄影师,可厉害了!”
我兴奋不已,立刻在他引荐下,认识了这位摄影师朋友A。原来,A家里就是开照相馆的。在90年代,拍照还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大家都得到照相馆拍证件照、纪念照。
在A同学家那间幽闭的小暗室里,我头一次亲眼目睹白色相纸上慢慢浮现出人影。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简直比魔术更奇妙,我彻底被震撼了:我要做摄影师,就这么决定了!
为了买相机,我攒了多的压岁钱,又省吃俭用了两月,元买了一台当时最便宜的单反相机——国产海鸥牌单反相机。
那时的相机都需要用胶卷,一卷乐凯胶卷有36张底片,得花两天的饭钱——5、6块。
对第一次接触拍照的我来说,每一张胶卷都特别珍贵,每一次都要观察再三,甚至等好几天,直到等到合适的光影条件,才敢小心翼翼地按下快门,一卷安装底片能拍到38张。
热情澎湃的我走到哪都抱着相机。快到高三了,面临择校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心要考摄影系。当时,全国只有四所大学有摄影专业,按我的成绩,进这四所学校希望不大。
天无绝人之路,在多方求索下,我终于得知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专科专业是图像艺术,且由中国最早的摄影教育家龙熹祖教授亲自建系。我很激动,赶紧冲洗挑选了一沓拍摄的照片,兴冲冲地赶到北京。
父母劝阻无效,只好以断粮两个月来试图让我放弃。还好,大我四岁的姐姐正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我投靠在姐姐学校附近,赶紧去民族大学报名。
我找到龙熹祖教授时,当年的摄影系招生名额已满。我不死心,坚持把自己的照片递给龙教授,再次表达想学摄影的心愿。龙教授翻看着我的照片,挑出了一张,说:“这张还不错。”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张照片上,是我在北京闲逛时拍的正在拆迁的胡同中的破旧民房。也许,龙教授是从中看出了我的摄影直觉?
年在北京上学时期,被同学偷拍的照片
总之,我被破例录取成了旁听生,直到第二年才得到正式入学的名额。
北漂逐梦七年吃饭和爱好两不误
在民族大学的两年,我系统地了学习了摄影专业的理论和技法。
这期间,我还接触到了许多国际水准的摄影流派和大师作品,思考再三,我基本确定了自己想从事的摄影方向——我要做本体摄影,也就是纯粹专注于摄影本身、注重对拍摄对象最本真反映的摄影。
校园生活中,我的人生还打下了另一个重要烙印。8、9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西风东来、畅通无碍的时代,欧美文化深深地影响着70、80后的年轻人。
我的室友天天在床上放英国迷幻摇滚乐队PinkFloyd的音乐。那些时而躁动时而沉郁,时而温柔时而绝望的吟唱,对从前只听过香港四大天王、beyond、王杰的我而言,不啻为天籁之音。
最触动我心灵的是歌词:wedon’tneededucation,wedon’tneedthoughtcontrol.Nodarksarcasmintheclassroom,teachersleavethemkidsalone!
我深深沉迷于这些词句所表达的情绪和思想里。我查询着PinkFloyd的创作思想,学着逐句分析理解歌曲的结构和内涵,开始真正地“听”音乐。
在室友的引领下,我也开始去买当年盛行的打口碟(作为塑料垃圾进口到国内的欧美音像制品),集齐了PinkFloyd的所有专辑,一张碟能重复听上好几个月。
那段时间,我不断接触各种欧美经典摇滚作品,成了很多顶级乐手的歌迷。
年夏天,帮我买第一台相机的高中同学A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在民大读书时光里,我也会经常在北影听摄影讲座,尤其是当年纽约摄影学院的师生到北影交流一个月期间,带来了大量顶级作品的展览和解析讲座。
我很向往北影摄影系的氛围,于是,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的专升本考试,跟A又成了同学。
在北影的三年,课内外大量的讲座、写生活动、业内交流,使我获益良多。摄影和音乐,成为我在北京的两大精神支柱。
北影毕业后,我开始了北漂生活,继续端着相机,在学校的照相馆里给老师同学们拍证件照,替摄影系的学生冲洗胶卷,挣点零花钱给自己买胶卷。
除了摄影,欧美音乐也是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并在机缘巧合下给我提供了北漂时的饭碗。
一个来自哈尔滨、在北京“南漂”的鼓手朋友,常跟我一起买碟,两个衣食困窘的文艺青年,萌生了干脆自己卖碟挣钱的想法。
于是,我们各凑了三千块“巨款”,进了一批打口碟,租下某巷子里的一面墙,小小碟片店就开张了。靠着卖碟,我们每个月能挣千把块钱生活费,算是勉强解决了吃饭问题。
但我们跟其他专心挣钱的小贩不同,欧美音乐是我们真心热爱的东西,每次进货,我们都精挑细选,绝大多数碟片都是自己很欣赏的作品,挑着挑着,就忍不住把自己喜欢的碟片私藏起来。
听歌顺带卖碟的日子里,我广泛涉猎各类欧美音乐,包括古典音乐作品,建立了自己对音乐的品味,不知不觉为日后我走上舞台摄影师之路打下了基础。
多年来良好的收藏基础,如今,拍摄过的乐队李乐为都尽量拿到签名。
我们的小档口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因为我俩认真选碟、卖碟的态度,以及对音乐的了解和独特品味,得到了一位供货商大哥的赏识。
这位大哥慷慨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优质货源,还允许我们先卖货再结款。很快,我们的碟片店转战北京文艺青年聚集地之一的五道口,乘着欧美流行音乐大量进入国内的东风,碟片店名气渐响。
高峰时期,我们的碟片店甚至成为京城数一数二的欧美打口碟卖家。
然而,好景不长,版权时代来临后,北京开始严查非法音像制品,很多同行店铺都遭遇了临时关门、货物被罚没,最严重的一次,一个在新街口的同行,被拘留了三个月。
这件事给我敲响了警钟。作为当年还算金贵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唯一的儿子,我不想因为卖碟片就莫名其妙留下“案底”。
这时,父亲生病的消息也从珠海传来,我心生退意。年春节前,我收拾行囊,结束了七年的北京生活,回到了广州,一边照料在广州看病的父亲,一边琢磨着干点什么事情糊口。
富足的小老板生活人生是否就此而已?
这期间,北京的碟片货源大哥主动联系了我,他在广州也有一家卖碟片的店铺,这里临近中国最大的欧美电子音像制品进口地潮汕。他希望我继续为他卖打口碟。
于是,我的碟片店生意又在广州红火起来。在当时风气渐开的中国,哪里都有大量渴求国外艺术食粮的青年,我的店铺每天收入能达到一千块以上,其中一半是净利润。可想而知,我过了一段富足的日子。
年底,以MP3为代表的数码播放器开始兴起,海关也开始严查打口碟。店铺生意逐渐衰落。我意识到实体音像唱片时代快要终结了,还劝好多同行趁早改行。
正好,跟随我从北京到广州生活的女友想开一家服装店。为了帮女友,也给自己找点事做,我开始着手找店铺、看货源。年,我们的第一家服装店开张了。
我把从前卖碟片的生意经用到了卖女装上,不仅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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