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份证明呢？”当《环球时报》记者在云南省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六所”)这样问缅甸人阿登时，他先沉默了一阵。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不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对阿登来说，这关系到他的命运。一旦他出示证件，将被遣送出境。因此他随后小声回答：“留在仰光的家里了。”像阿登这样的“国籍不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以下简称“强戒人员”)，在六所还有很多。他们用含糊不清的说辞避免被遣返，希望留在中国的强戒所。因为在这里，他们能得到更加精心的照料。六所位于北、西、南三面被缅甸包围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地理环境与人文状况十分复杂，给毒品滋生带来可乘之机。在中国干警的辛勤努力下，德宏州近年来的禁毒局面已经得到极大好转。《环球时报》记者在持续数日的采访中感到，六所取得的成绩可以算是近年来云南省、甚至全国禁毒行动的一个缩影。
6月11日，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处于康复期的强戒人员正在排练舞蹈。范凌志摄
收治“国籍不明”人员——“对公职人员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
6月中旬的德宏州政府所在地芒市阴雨不断。《环球时报》记者来到六所所部，办公楼的大厅挂着一幅所区分布图。从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到，除了芒市的所部，六所在盈江、陇川还有两个分所，三者之间各相距多公里，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个在物理层面的“稳定结构”，似乎也在支撑着德宏州边境地区不容乐观的禁毒局面。“这里的挂号吸毒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几乎是全国最高的。”六所副所长洪新荣对记者说。
德宏州与缅甸山水相连，国境线长达.8公里，跨境通婚、跨境耕作在当地村寨非常普遍。云南德宏州瑞丽市姐相乡著名的银井村和芒秀村(缅甸)甚至存在“一井两国”“荡个秋千就出国”的趣景。然而，复杂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也为毒品问题创造了条件。
进入六所教育戒治区之前，所有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手机要存放在入口处。一名司法行政戒毒干警说：“这是为了避免有人在探访强戒人员时夹带危险品，甚至毒品。”
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强戒人员的床铺有防跌落设计，洗漱用品整齐排列，居住环境非常整洁。范凌志摄
通过安检区，正前方就是习艺劳动现场所在的建筑楼。记者走进去后看到，室内地面被擦得锃亮，强戒人员身着统一制服，正埋头把极细的铜线穿过一种极小的电子元件，几十人的劳动现场鸦雀无声。一名干警说，这些强戒人员已度过约两个月的生理脱毒期，适量的习艺劳动有助于生理和精神康复，并且能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的同时，获得经济补贴。
在习艺劳动现场旁边的房间，《环球时报》记者见到缅甸人乃通(化名)。他的家在缅甸勐古，与中国芒海镇隔一条河。乃通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缅甸人，年，他开始染上海洛因和麻古。乃通也是“国籍不明”人员。他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没有身份证明，是因为“一直在闹山兵(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还没办到”。强戒所认为，乃通的说法相对可信，边界另一侧动荡的局势导致很多当地老百姓不可能获得缅甸政府认可的身份证明。
六所为何会收治像阿登、乃通这样的“国籍不明”人员？《德宏州禁毒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外国人、国籍不明人员，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吸食、注射毒品，有身份证明证实其国籍身份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遣送出境;无身份证明证实其国籍身份的，由公安机关会同外事部门对其国籍身份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可以先行对其进行强制隔离戒毒或者送入关爱中心戒毒康复，待查明其国籍身份后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但对公职人员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一名干警对记者说，德宏州邻近毒品常年泛滥的“金三角”与缅北战地，虽然很多强戒人员口头不否认自己是缅甸人，但由于他们无法出示缅甸的身份证明，只能被认定为“国籍不明”，“我们不可能把他们强制遣返”。
6月11日，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司法行政戒毒干警在和强戒人员交流。范凌志摄
“中国司法行政戒毒警察把我们当学生、病人和孩子”
25岁的缅甸人丹梭(化名)来自边界另一边的贵概。吸毒已经10年的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接触毒品的情形：“同学带着吸的，然后我吐了。”仅仅一两次之后，丹梭就被毒瘾死死地控制住。这10年间，他在缅甸进过三次戒毒所，“那是外国援助修的戒毒所，条件很差，吃的是臭鱼干、豆子米饭和洋芋，没有热水，不听话还会被打骂。”
丹梭会中缅两国语言，看起来很机灵，因此常为强戒人员做翻译。在丹梭看来，中国强戒所的条件好太多了，因为“住的地方很整洁，每天吃的不重样”。给丹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另外一名强戒人员生病时的情形。当时，中国司法行政戒毒干警不仅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医院治疗十几天。“中国司法行政戒毒警察把我们当学生、病人和孩子。”丹梭说。
强戒人员脱毒、康复的过程，也是司法行政戒毒警察辛勤付出的过程。“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提高警惕。”一名干警说，这句流传于部队的顺口溜也适用于强戒所。六所的干警担负的工作异常繁重。洪新荣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从语言上来说，缅甸是拥有多个民族的国家。沟通是个大问题，不可能每种语言都有翻译。在宗教方面，对佛教徒、穆斯林，六所在饮食等方面要有特殊安排。还有疾病防控问题，这里气候炎热，吸毒者极易携带疾病，除了在入所前的体检，还需要定期进行筛查。”
洪新荣告诉记者，六所的管理压力很大，需要资金、人才和法律法规的进一步投入。目前，六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困难是缺乏人才，因为这里的干警只有余人，数量不足强戒人员的4%，“这个比例在全国都可以说是最低的”。
云南省第五强制戒毒所为强戒人员准备的药品，种类非常齐全。范凌志摄
外国驻华使节赞中国禁毒工作“惊艳”
“你能想象上世纪90年代这里什么样吗？芒市街头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吸毒者，他们成天无所事事，可以不吃饭，却不能不吸毒。”洪新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经过多年的严厉禁毒、戒毒行动，边境地区的吸毒人员数目明显下降，目前德宏乃至云南全省社会治安都很好，“单独走夜路没有问题”。
除了走进六所，《环球时报》记者此行还探访了位于昆明的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在这里，记者看到已处于康复阶段的强戒人员正在为6月26日的“国际禁毒日”戒毒成果汇报展演排练。“我还有希望，我还有力量……”李明(化名)与他的乐队同伴身着黑衣，专注地唱着汪峰的《彼岸》。这名41岁的吉他手吸食毒品的时间长达10年。“一次演出前突然犯了瘾，我顾不得马上要上台，跑出去‘找东西’，结果被乐队开除。没法搞音乐，妻子后来也跟我离婚，当时真不想活了。”
曾有一段不堪回首往事的李明，与大多数强戒人员一样，在强戒所的康复治疗中看到了“彼岸”。云南省戒毒管理局副局长宋云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云南省司法行政系统目前共有15个强制隔离戒毒所，在强戒所下还有6个分所，现在的收治规模达3.5万余人。
对于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中国司法行政部门会进行持续帮扶。宋云奎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目前，云南全省共有48个后续照管工作站，“根据统计，操守保持率达到73.6%”。
云南省近年来在禁毒方面取得的进步，是全国禁毒行动成果的一个“侧影”。《环球时报》记者在25日司法部举行的司法行政戒毒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8年《禁毒法》实施以来，中国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已累计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万余人，目前在所24万人。另外，VR(虚拟现实)戒毒、内观疗法戒毒等方法经实证研究取得很好的戒治效果。
中国的戒毒经验渐渐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司法部戒毒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士对记者讲述了年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参观北京强制隔离戒毒所时的情形。这些外国官员当时表示，这么高比例的专业人员对强戒人员进行治疗在世界上十分少见，这足以证明中国对戒毒工作的重视。对于北京强戒所各项戒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外国驻华使节形容为“惊艳”;对于司法行政机关对强戒人员的尊重和开展的科学、丰富的戒治工作，他们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认可。
与此同时，司法部也不回避中国戒毒工作面临的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司法部戒毒管理局局长曹学军2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横向上来讲，一些省份在场所功能设施、人才队伍建设、戒毒工作理念以及戒治手段的探索上走在全国前列，但也有一些省份存在略显滞后的情况。对此，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的意见》，通过在全国部署建立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在顶层设计上进行统筹和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对戒毒管理、教育、医疗、康复训练，以及戒毒工作的机制、戒毒方法体系、戒毒效果的评价等方面进行统一，使戒毒工作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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